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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升贬只是一种博弈游戏

2019/07/14 来源:阳江信息港

导读

货币升贬只是一种博弈游戏本报 商 灏3月18日美国提出收购国债之后,在中国国内舆论的纷纷评述中,“美国打响货币战争枪,瑞士、英国

货币升贬只是一种博弈游戏

本报 商 灏

3月18日美国提出收购国债之后,在中国国内舆论的纷纷评述中,“美国打响货币战争枪,瑞士、英国、日本已在迎战,俄罗斯已在迎战,中国也必须发起进攻”等说法为引人瞩目。美元走势与人民币升值又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同时意见表述也大相径庭。G20会议前美国3000亿购买国债与周小川、奥巴马的相互政策喊话,有何玄妙之机?美元究竟是强是弱?人民币究竟该升该贬?对此问题,无论官方、学界,乃至民间的解读,却似乎都不尽一致,其间有种种偏激离谱之论调,也不乏理性中肯之建言。

主要研究汇率政策与进出口机制问题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贾保华,长期接触外贸领域大量手资讯,对于近备受争议的相关领域问题一向有较为切实的认知与感悟,3月26日,贾保华教授特别接受本报访谈,阐述了他的重要意见。

1.货币贬值是历史趋势,国际间和国内各种利益会随之得以调整。

《华夏时报》:货币升贬正在被看做是国家间的一种博弈游戏,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贾保华:很多人在争论人民币升贬问题的时候可能未必明确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在1981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价是每100美元可以兑换170.51元人民币。如今人民币兑美元无论如何升值,都很难再有那时候的比价了。因此长期来看,人民币兑美元其实一直在贬值;而和黄金比较,美元自己也在贬值;世界各国的货币,也都在贬值。这已是一种全球性趋势。单纯争论人民币升贬与否,只有短期的意义。但人民币的升贬现在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往往附带了诸多政治和外交色彩。虽然人民币的强弱毫无疑问并不对应着中国的国力强弱,但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空前紧密,对人民币与美元的升贬强弱的关注和争论,也往往带有更加复杂的思想和政治倾向。而要切实解决中美之间货币汇率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却应有更加开放务实的思路和举措。

《华夏时报》:我们近注意到,一些官方学者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他们对人民币与美元关系的看法。有观点说,我们不仅要抵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要贬一下让美国人看看。还有观点则主张人民币应继续适度升值。此外,周小川、易纲等央行高层近也就人民币内储外储的问题发表了意见。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应如何理解?

贾保华:考虑到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现状,考虑到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现状,更考虑到中国国力不断增长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在G20之前,官方近这些言论正表明人民币升值与否已愈来愈更具有政治和外交色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博弈,若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博弈的色彩真的好像越来越浓。

《华夏时报》: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美国、欧洲、俄国,以及相关国家现在所采取的货币汇率政策对其自身、对中国,有多大利害关系的影响?

贾保华:各国自己的利益将因此开始要求得到重新调整。短期来看,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所受到的不利影响依然会是很明显的。例如订单将会继续减少,失业将会继续增加。但任何事情都有利弊两方面。比如石油价格一度暴涨带来国家外汇使用的增加和民众消费支出的增加,但替代能源的开发却因此不得不加紧进行,节能技术和产品也将迅速增多,而旧有的增长模式更多地受到质疑和反思。现在,中国的出口产品升级换代比过去更加受到高度重视,而中国社会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将因此得到调整。

2. 人民币贬值非中国所愿,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华夏时报》:中国还应有怎样更有效的应对之策?

贾保华:此时此刻,中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应深刻反思既有的商品出口贸易政策。我们不能再单纯重视普通商品的出口贸易,而是该考虑如何开放劳动力资源出口的政策。

目前全球的移民工人(类似于中国的农民工),总量大约为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左右,而中国走出去的工人只有78万,占全球移民工人1%都不到。而人口只有900万的菲律宾,在国外务工的人员就有800多万。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依赖出口的国家,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和双边贸易合作中存在的被动局面,不能单从人民币汇率变化上来找原因。客观环境不改变,无论要求反倾销、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扩大内需的种种国际诉求多么强烈,无论中国国内如何强调改变增长方式、扩大内需为主、降低所谓贸易依存度,都无多大用处。

中国国内每年有1000万的人口净增长,要解决如此巨大的人口消费的增长,就要增建工厂,增建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增加更多的社会产品供应,消耗更多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形成巨大的市场,从而吸引更多的以技术和管理及营销见长的外资进入。改革开放30年来,吸引外资也好,扩大出口也好,根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回多少美元,而是为了解决国内不断迅速增长的人口的就业问题、饭碗问题。然而这个问题至今仍难以真正解决。思想保守的中国人,没有在扩大开放、扩大出口的同时,把自己的劳动人口大量出口。为了每年增长的1000多万人,中国只好不断地依赖出口,依赖外贸,而不能以内需为主。但这并非中国人天生愿意这样,而是国际经济体系迫使中国人不能不这样。而为了增加出口,中国不得不降低人民币汇率。

可见,人民币汇率走低,并非中国所愿。另外,它也不符合中国劳工的利益。难道我们的工人愿意只拿几美元的血汗钱,同时看着自己的产品在美国可以卖到几十美元甚至几百美元,而满心欢喜吗?难道我们不希望有更多的产品不是销往国外(特别是在国外也出现消费萎缩的时候),而是在本国的城市特别是乡村消费吗?难道我们不希望可以用较少的货币(即较高的汇率)去换回较多的国外商品或资源吗?

在中国国内,地方政府一度总是将招商引资,将GDP增长,作为官员政绩考核重要指标,从没听说有将出口多少劳动力作为政绩来考核的事情。

仍以菲律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大量菲律宾海外劳工为菲律宾带回了巨额外汇收入,当时的菲律宾总统曾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们回家过圣诞节,并欣喜而自豪地称他们为“民族英雄”。

如今在中国,谁能被称为民族英雄?有几个中国人会认为那些在海外打工的中国人是民族英雄?即便在国内,也从不见某个省长、市长、县长,甚至镇长、村长去机场、车站或村头去迎接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并称他们为“英雄”的。我们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始终还只是着眼于国内。我们的商品已经走出去了,资本也走出去了,但大量的劳动力还没有走出去。

以历史的长远的眼光看待汇率问题,找不出一种货币是升值的。而无论如何被政治、被外交、被民族主义情绪所笼罩,汇率问题争执的背后,仍是千百万劳动力人口的“饭碗”即就业问题,亦即经济问题。青年毛泽东曾经在《湘江评论》中提出并回答过一个朴素的问题:“天下什么事情?吃饭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毫无顾忌地说:中国已经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

总之,谈论汇率问题,不能再误入歧途,不能再只顾及面子,而忽视了里子。为此,我们理所应当地要求彻底改变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

3. 中美应互派专家顾问,到对方政府部门直接参与政策讨论与制定。

《华夏时报》:这种改变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贾保华:为了彻底解决中美之间的相关矛盾,我认为应该在两国政府机构之间,建立长设的专家顾问互派制度。比如,可以组成联合工作组,深入研究美元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在美财富安全问题、美国关心的知识产权问题、出口反倾销问题等等。由此形成一种对等机制下的工作关系,以及时沟通和解决两国间切实存在的货币问题。可以给他们办公室、办公桌、电脑、、传真等必要设备,还可以给他们配翻译或秘书。中国财政部、中国银行、外汇管理局的会议,他们可以参加,文件可以看,各地工厂农村可以参观。同样,中国的财政部、外汇管理局也可以考虑吸纳几个来自长三角、珠三角这些重要出口导向地区的代表,以研究确定更加有效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外汇政策。

而在美国国会、欧洲议会等西方议会和中国两会开会期间,是否有关国家都可以派出代表团参与对方的会议,不是做样子旁听,而是可以发言,可以提议案,特别是涉及对方国家利益的外汇汇率、发展计划、环保措施等问题的时候,让他们发言,阐述他们国家正在讨论或实行的相关政策与计划,以取得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同样,作为对等交换,美国国会、欧盟议会、日本国会在讨论特别是通过涉及中国利益的政策与法律的时候,我们中国代表团应当走上讲坛,说明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美国财政部、白宫,我们也应当派专家或顾问,当美国政府在制定涉及美国国债利率、反倾销对策、自由贸易区等方针的时候,我们的专家顾问可以发表意见。

总之,一定要有一点制度性创新。不能在汇率、出口等问题上,双方十几年、几十年总是唇枪舌剑,或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果。会议无数、宣言无穷、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几乎见怪不怪了。也许只有采取这样开放务实的举措,中美、中欧、中日、中国与其他各相关利益方才能取得共赢。否则,无论开多少次G8、G20会议,提出多少改变现状的设想,形成多少轰动一时的宣言或纪要,结果可能会一切依然如故。

所以,我们如此来看奥巴马或周小川近的表态,可能会发现那都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而已。当然,表态比不表态好,积极的表态比消极的表态好。但是,若没有具体的联合操作机构,那么,表态毕竟不过是表态而已。

《华夏时报》:许多人都认为现在中国巨额的外储正面临巨额的损失,您也这么看吗?

贾保华:或是会有巨额的损失。如果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些工作关系或工作机制的层层建立,如果仍旧只是空谈,只是相互抱怨,则现状仍将持续下去,那么,更巨额的损失可能还在后面。因此,为了避免损失,就必须实行制度创新,在中美两国政府机构之间,互派顾问与专家,直接参与对方政府的相关政策的讨论、制定、执行、检查、评价等一系列工作,如此,才能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有效地而不是空洞地解决中美之间的有关问题,并确保中美双方利益都得到照顾。因此,就必须各方通力合作,深入交换不同意见,想出各种真正有效的制度上的解决办法。

《华夏时报》:这种大胆的设想和建议,是否会引起某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年轻人的不满?或担心我们的秘密外泄?

贾保华:首先,这个建议不是我的发明:早在中国红色根据地建立初期,我们就接受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长征也因此而出现——这是后话)。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有美军观察组常驻,当他们抵达之时,我们的报纸还专门发表了“欢迎美军战友”的社论。此外,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有来自世界多国(包括日本)的国际友人。解放后,我们曾经接受了几万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从原子弹导弹设计到机器操作,都有这些专家活跃的身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行各业接受的外国专家学者的人数之多更是。我们的历史学家还可以举出汉唐时期有那些政府官员或军官出身外国的事例。但是,我们在中央政府、在人大政协、在商务部或外管局,还没有建立接受外国专家顾问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意见、观点、立场,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充分理解和响应。同样,我们也没有向有关国家的政府机构、议会派遣常驻代表,充分参与对方国家的政策讨论、制定、实施和评价。

如果说,过去这种情况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我们已经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大量商品出口,特别是与美国、欧盟、日本已经形成了空前紧密的经济融合的今天,恐怕现有的做法就不够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甚至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如果不充分考虑相关国家的情况,就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解决起来也困难。我们需要采取某种主动性、首创性。对方是否接受,那是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提出来。具体做法,比如,对于在我们外管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或顾问,是发给他们人民币,还是美元,还是各发一半?行政定科级,还是处级?那些文件可看?那些会议可参加?我们的专家顾问过去,如何安排,待遇如何等等,这些以后可以细谈。

总之,当下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微妙的时期。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如果我们能够更大胆地解放思想,并提出创新性思路,相信很多问题都可较为顺利地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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